相信诸位明粉很多人都是看完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才入了明朝历史的坑的，读过《明朝那些事儿》的人都知道明朝中期的时候出了一位明君，他就是明孝宗朱佑樘。母亲纪氏是俘虏，自己在出生之后长期得不到父亲明宪宗朱见深的注意散户配资，差点被穷凶极恶的万贵妃万阿姨害死，继位之后铲除父亲留下的奸佞小人，任用贤臣，把弘治盛世推向了高峰，是大明朝难得的一位明君。
然而今天我要告诉你，在历时18年的弘治朝，明王朝的虚弱与腐朽是难以想象的。
明孝宗一朝，是蒙古边患最为严重的时代之一，翻开《明孝宗实录》你就会为蒙古入侵的次数之多而撑目结舌，以弘治元年为例，从一月份一直到八月份，蒙古人的入侵就没有停过。“(弘治元年正月壬戌)虏寇密云古北口烧坑窖，射伤军民。巡按御史曹英劾奏分守左少监杨友、署都指挥佥事张琼之罪”“(弘治元年四月乙卯)初，辽东都司都指挥同知康显及指挥佥事郭通相继守备开原，虏教犯边，显守备时军士死者十人，掳者十六人；通守备时军士死者一人，掳者十余人。镇宁等官劾之”“(弘治元年五月丙寅)虏犯宜府永宁城，杀掠人畜”……
在弘治元年的五月份，鞑靼部首领小王子（巴图蒙克即达延汗）又带领着自己的部落到达了大同附近，连营30余里，准备“朝贡”但是他在给明朝的国书上却极其嚣张地署名为“大元大可汗”。可见当时明朝的北方蒙古边患已经到了什么地步！这种频繁的入侵在整个明朝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可见弘治一朝边军武备之废驰。
弘治一朝的铺张浪费也是十分严重的，朱佑樘好佛道之事，并且愿意为佛道之事付出大量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比如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皇帝命令御用监王瑞斋送玄武神像去武当山，为此居然动用黄围快船八十余艘，吏部尚书倪岳兵部尚书马文升二人竭力阻止，但孝宗却说：“卿等所言，俱见忠爱，但事既举行，难以中止。”
礼部在弘治九年上书也劝说朱佑樘“皇上曩因左都御史马文升之言，停十年一度之例，后因本部之请，复有预止来京之禁乃者，谓自初元以来，未经开度方兴允给之念，即有过滥之戒，仁义并行，虽古之圣帝明王曷能远过伏望，仍鉴累朝禁约，敕旨今次所度名数特赐裁抑或俯从臣等之请，定为经久之计，自后或二十年二十五年一次开度，当度之年，照例施行，庶僧道可渐复额内之制，而百姓不胥为缁黄之归矣”可见当时僧侣之滥。
除了宗教因素之外，弘治一朝屡见大兴土木的记录，弘治十年左都御史马文升曾说“京营乃朝廷自将之兵，居重驭轻，所系甚大。往时有旨，不许奏讨团营军赴工，近修万春宫已役万余人，若三大营军多内直执事之人比修皇亲宅第及公主茔宅及库藏仓廒已用一万一千余矣，且连年民困于征求，军困于工役，今各处灾异频仍，土木之工宜少息以谨天戒”皇亲国戚的宅地以及坟墓的修建要花费大量的钱财，而且居然要靠守卫京城的军士来修建，这无疑是把京营部队当成了民工队。
这种混账做法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兵部奏：京师九门每门守视军士原二百余人，指挥千百户各数员，后添设守门内官。数多军士多被私役，守门者不过羸弱五六十人，各铺柝声不闻，其原设器械亦各敝坏，不可陈列，顷岁盗自正阳门越城而出，近日黑熊上西直门城墙，门禁废弛，一至于此。”连盗贼都能轻而易举地从正阳门越城而出，猛兽也可以攀上正阳门的城墙，可见此时大明首都北京的军事防御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而这一切和京营的逐渐“民工化”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皇帝的首肯，皇亲国戚们怎么敢随意役使肩负着北京安全的三大营京军士兵们呢？所以说朱佑樘在明朝京营逐渐堕落这一过程中要负很大责任。
我们常常称赞明孝宗朱佑樘对于张皇后的感情，实际上他也确实是个“宠妻狂魔”，对皇后的亲眷十分宽容，动辄大肆赏赐。弘治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498年，明孝宗一次就将肃县和宁县等地四百一十八顷的田地赏赐给小舅子寿宁侯张鹤龄，张鹤龄索性又多占了近三倍的土地，这引起了满朝臣僚的愤怒，纷纷要求他退还土地，而明孝宗居然将这位小舅子强占的土地直接全部赐给他。同时明孝宗对于朱氏宗亲也大加赏赐土地，这无疑加剧了明朝土地兼并，激化了社会矛盾。
综合来说明孝宗时期边军废弛，京营逐渐堕落，王公贵族巧取豪夺激化社会矛盾，皇帝大兴土木崇信佛道以至于最后“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到了武宗，居然连给孝宗举行葬礼的钱都拿不出来。可见弘治一朝明朝国力的衰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明孝宗朱佑樘固然有闪光点，比如主动减免受灾地区的赋税，但总体来说，他也是明朝继明英宗朱祁镇之后又一个货真价实的昏君了。
最后关于《明朝那些事儿》我还要强调一点，《明朝那些事儿》是一本关于明代历史的通俗读物散户配资，虽然它不能被当作正史，但是作为一本入门级别的历史读物，它还是有这个资格的。《明朝那些事儿》虽然纰漏之处有不少，但是它能够调动起一场“明史热”也可见其对于帮助大众普及中国历史常识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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